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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友渔:读书主要靠自己

时间:2008-11-04 15:36:05  来源:  作者:
我进过中学,大学,看来好像是按部就班,从正规学校教育出来的。但实际上,我现在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或“本领”,主要还是靠自学得来的。我五岁时,就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。那时读的是四书五经。辛亥革命后,县城设立模范小学,我父亲当了校长、兼教语文。由于他教私塾多年得到人们的信任,有些亲友坚持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家来读书,所以我父亲在当模范小学校长的同时,家里的私塾还在继续办。父亲在学校忙,很少回家教书,我就成了他的“代职教师”。这个时期,我除了做家务劳动、教书,其余的时间就是学习。自己家的书读完了,就去借、去买。我家虽不富裕,但买书的钱还有,我父亲从来没有因我花钱买书批评过我。

  我看的书范围很宽,经史子集,诗词歌赋,无所不读,尤其喜欢阅读类书、小说。有人叫我小说家,不是因为我会写小说,而是因为我阅读小说多。在诗词中,我比较喜欢杜甫的诗。他的诗中许多是爱国爱民之作,这跟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合拍的。我喜欢读气势磅礴和有逻辑性的文章,对庄子、列子、左传、孟子尤其喜欢读,后来写文章,在风格上颇受其影响。我没有上过小学,英文、算术是借用弟弟的高等小学课本自学的,而且学得不错。

  1918 年我弟弟高小毕业,由于一个亲属资助,我同他一起去太原考中学。报考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,都考上了。师范学校是公费,供给食宿、课本,每年还发两套制服,一件棉大衣。我家经济困难,就上了师范学校。

  在师范学校时期,我继续大量阅读课外读物,到图书馆借书看,自己仍买书看。这时,我已开始给报社投稿,有新闻稿,有诗词,也有短篇小说、论文,有了稿费收入,买书就不困难了。每到星期天我总要逛旧书店。以后逛旧书摊、旧书店就成了我的习惯了。在北京,在上学、教书及办报的时期,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、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,一有空就跑隆福寺、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,那里的书便宜,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。我在日本留学期间,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町。那里旧书店很多,一到天黑,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。当时,日本人有个习惯,买书,看书,不藏书,因为家里狭小,没地方放,看完就卖。所以有时买的旧书和新书差不多,还便宜。解放后,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。我家里存书几万册。同志们开玩笑,叫我“书迷”,其实着了这个“迷”是有好处的,我的知识、学问,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。当然,不应当成为“本本主义者”。

  1923 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,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,并不经常听课,主要仍是靠课外读书自学。

  我学习的特点之一,是重思考,不太重记忆。在读私塾的时候,有“回讲制度”,就是在老师讲过书后,学生去复习两三天,然后,讲给老师听。老师可以根据学生“回讲”的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。我在“回讲”时,常比一般同学讲得好。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好,把老师讲的话全记熟了,其实不是。我是用思考帮助记忆。由于听老师讲的时候,经过思考,完全理解了他讲的意思,所以就记得准确。因为我爱思考,所以不管读什么书,总愿意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,问一些为什么,并且喜欢做翻案文章,不固守陈词旧套,总想有所创新。由于爱思考,“学而后知不足”,想知道更多的道理,寻求更正确的答案,无形中使知识面愈来愈宽,使理解的程度愈来愈深。例如我读了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后,感到不满意,专找反对他的著作去读,特别喜欢毛奇龄的《四书改错》,它是专批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的。这本书是我从亲属那里借来的。那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,这样的书不好买,就自己用蝇头小楷抄了一本,现在还保存着。

  我不喜欢宗儒的理学,认为迂腐不切实际,因而谈到顾亭林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的作品,像黄宗羲的斥君主专制为“天下之大害”,提出有“治法而后有治人”,顾亭林的“引古以筹今”,“因事以制宜”,和提出以“众治”代替“独治”等主张,都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此后,进而爱读康有为、梁启超的著作,颇受其改良主义的影响。五四运动前后,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。最后,才摸索到马列主义,走向科学社会主义,共产主义的道路。

  由于爱思考,所以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,语文、数学学得最好,写的作文每篇都“贴堂”(即被贴在课堂示范),数学,我对当时的“四则”题,能够用一种比老师教的算法更简便的方法演算。但音乐课和图画课就不行了,唱歌尤其不行。那时,上图画课老师除了教画画之外,还讲画学理论。在考试的时候,对于理论,我答得总是很完整、准确,可是一画起来,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但我的音乐和图画的考分还不错,图画差不多可以得七八十分,音乐也可以及格。在文娱活动中,我从小就好下象棋、围棋、打纸牌、打骨牌,后来,还学会了打麻将、扑克,技术都不错,玩起来总是赢;元宵节打灯虎,我差不多总是一猜就中。此外,我没有其他什么爱好,像音乐,舞蹈,打球我都没有兴趣。有个小故事,至今还在熟人中传说着。我十几岁的时候,生活习惯是天一黑就上炕睡觉,天不亮就起来。有时躺在被窝里和弟弟口说着下象棋,可以一直下到终局,分出输赢。现在工作忙,没有工夫下棋了。

  我学习的另一个特点,是注意联系实际。前边说过,当时,我们国家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严重时期。所以从小注意“经世致用”之学。总想在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。尤其是从上师范学校开始,成了许多报纸的撰稿人,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我更加密切注意现实社会问题,政治问题,而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,做出正确的回答,也就使我更积极、更自觉地去占有更多的知识。学习是为了“致用”,为了工作,为了战斗,为了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。而为了工作和战斗更有成效,就需要更多地占有多方面的知识。学习、思考、写作,循环往复,互相促进,每一循环,就必然会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。所以许多同志说我很“博学”,其实就我自己看来,我的学问是新闻记者的水平,博,也许是博,但并不怎么深,不怎么专,用古人的话说是,“袜线之学”不成系统。

  人们常说“自古雄才多磨难,从来纨绔少伟男”。还说,艰难、困苦,“常常成为砥砺人才锋芒的硎石”。我不是什么雄才,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,但从我几十年的阅历看,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看,我认为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由于我好学,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,喜欢看报,看得多了,就产生了写作愿望。我的第一篇作品,是模仿《聊斋志异》上载的《念秧》,利用我们县里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,写的一篇《新念秧》。写好后投给《山西画报》发表了。从此,我就成了《山西画报》、《并州新报》、《庸风报》、《晋阳日报》的经常撰稿人,同时,还给各报做“访员”,做特约记者。因我的新闻稿写的真实,文笔也比较好,得到各报重视,所以,当《并州日报》的总编辑请假时,还请我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,去代理过总编辑。从此,我与新闻界结下了不解之缘,成了我国新闻界为读者比较注意的战斗员。

  那时候,写一条新闻可得到一二毛钱稿费,诗、文、小说要多一些,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已经不少了。后来,愈写愈多,我一个月就有10 多元的收入。这个时期,我不但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继续求学所需的费用,而且还可以给我父亲一些接济了。

  1923 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以后,担任山西《并州新闻》的驻京记者,每月工资15 元,有了固定收入。同时,我还给北京各报写稿,并给上海的、武汉的报纸担任特约记者。后来,给北京《世界日报》担任教育编辑、主笔等职,收入就更多了。1927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,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收入,接办了《国民晚报》,使这张报纸成了我党在北京地下市委的一个合法的宣传工具。

  我怎么能从一个一文莫名的穷学生,到有钱办报呢?这在一定程度上,应当归功于我童年的贫寒的家庭生活。它使我从小养成了一种艰苦奋斗,不贪图安逸的良好习惯。

  在初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,我虽然已有稿费收入,但生活习惯没有变。那时候,北京没有公共汽车,有钱人家的大学生坐人力车上学。我一直步行。我吃饭很省,当时一毛钱可以换21 个铜板,买一斤(16 两一斤)面,要16个铜板。我一顿饭吃半斤面,8 个铜板,再吃个白菜汤或豆腐汤,一二个铜板,两顿饭花十八九个铜板就够了。早饭就更简单了,喝一碗粥,吃两个烤白薯,一二个铜板就行了,一日三餐一毛钱!我后来办报的时候,同时在三个报工作,中午先去编《国民晚报》,边编边吃中午饭,两三个烧饼,一碗鸡蛋汤,一碟咸菜,偶尔有个荤菜。饭吃完稿子也编完了。再赶紧去《大同晚报》。晚上10 点钟后,再跑到《世界日报》去编教育新闻,后来是写社论,看清样,直到上了版,才回来睡一会儿。到早晨8 点起来,吃过早饭又去参加社会活动,每天还要抽空读书学习。一天到晚都是十分紧张地度过。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刚睡不久,时间到了,匆匆忙忙穿上皮鞋坐上人力车去《世界日报》社,一进门,正在工作的萨空了等人都哈哈大笑,原来他们发现我左脚的皮鞋穿在右脚上,右脚的皮鞋穿在左脚上了!那个时期,每日都是三起三眠,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,那时虽在生活上较艰苦,工作上也比较紧张,但也正是我受到的锻炼比较大、收益比较多、成长比较快的一个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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